上周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可能为2015年巴黎国际气候大会带来突破性进展。声明中的实际数字十分重要，因为治理气候要依靠控制碳排放量，而非笼统的政治决策所能完成。但中国愿意设定碳排放量上线的信号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如此一来，奥巴马总统便能够在国内宣传国际减排行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他便有机会提高美国的减排目标，进而推动全球各国签订一份宏大的气候协定，将气候变化维持在可控制范围内。
但解决气候问题还存在一个重要症结，那就是资金。根据国际协商，发达国家出于历史责任应该承担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所需资金。根据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不迟于2020年，全球每年应拿出1000亿美元用于治理气候变化。但自协议签订，各国就对这项内容争论不休。发展中国家呼吁发达国家从公共资金中抽出一部分实现该目标。而发达国家则希望从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共同筹资，并且希望较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也能出资；并强调与气候相关的投资能给双方带来就业增加、健康改善和城市环境提高等益处。
资金的确是达成并按照科学预测的时间和范围实现协议的基础。毫无疑问，富裕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费用，尤其是在支持贫穷国家（比如一些小岛国）适应气候变化上。而以美国在澳大利亚20国峰会上做出的25亿美元承诺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绿色气候基金的承诺，则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
实际上，1000亿美元的目标不过是一种安慰。首先，这个目标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它大是因为经合组织成员国面临经济紧缩的压力，正在艰难应对国债和缓慢的经济增长。说它小是因为，全球每年需要5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体经济稳健发展、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目标并推动全球向低碳方向转变并适应气候变化。
其次，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是全球经济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一部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融资政府间专家委员会指出，为实现2015年后的发展目标，各国必须为基建、医疗、教育、能源使用、性别平等，以及生物多样性和缓解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共财产提供充足资金。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的估计，发展中国家每年在这些领域的投资缺口达2.5万亿美元，中小企业信贷缺口达2.5万亿美元，全球范围内达3.5万亿美元。而中小企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也是主要的就业提供者。
再次，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都来自本国，不论是私营部门还是公共领域。南非能够成功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要多亏国内的经济支持，国内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了80% 以上的资金，国内能源消费者则负担了可再生能源的补贴金。非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清洁能源投资从2004年的49亿美元猛增到2012年的726亿美元，占全球总额近一半；中国的表现尤为突出，自2004年以来共投入 2330亿美元。其他较小的、贫穷发展中国家则主要依赖外部资金，包括受优惠政策吸引的投资和私人投资；即使在这些国家，发展中国家间的南南合作成了获得资金的重要渠道。
为可持续发展各领域提供资金不仅需要政治承诺，还需要有将宏观金融体系（资本市场、银行和保险机构）与社会和环境风险和机遇结合起来的决心。当今金融体系并未实现这一点。虽然早有警告表明自然资源投资和碳密集型投资的价值会因技术、政策、灾害性天气事件和公民的选择而降低，但这些投资依然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在过去两年，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总体碳排放强度增长了37%。清洁能源投资虽然在过去十年有所增长，但到目前为止，全球每年只有0.01%的投资专用于绿色基建。今年绿色债券发行额达到400亿美元，可谓前所未有，但评级机构才刚刚开始考虑气候问题给国家主权和企业债务带来的风险。
中国的机遇
中国正在成形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为自身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能够及早将气候和更广泛的环境问题纳入到金融政策、规定和标准中，而不用像经合组织成员国那样在很久之后才重新将这些问题纳入到金融框架中。中国人民银行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体系设计研究项目”（以下简称“联合国研究项目”）一道，建立了绿色金融工作小组，这是一个为期2年的国际项目，旨在探究如何将金融体系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工作小组的成员包括政府各部委、金融监管单位、金融机构、证券交易所和研究机构；工作小组将于11月18日在人民大学召开高层研讨会，讨论在过去几个月中探索出的一系列行动建议。建议包括将信用评级与环境风险相结合，发行绿色证券，引入环境指标，在资本市场中引入相关标准和公开资料的规定，以及进一步开发由银监会制定的绿色信用准则。
联合国研究项目为工作小组提供了充足的国际信息，与小组共同分享孟加拉国、巴西、欧洲国家、南非和美国等的先进经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展开了类似进程。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正在严格评估保险业中与环境相关的风险；孟加拉国中央银行以优惠利率为市场提供绿色再融资；南非的养老保险法鼓励受托人考虑投资中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标准普尔评级机构已着手将环境风险纳入主权信用评级中；国际上正在计划为企业的“综合报告”建立标准。
中国央行和联合国研究项目联合制定的这项计划是中国众多绿色金融计划中的一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在过去的两年里，与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和联合国研究项目携手合作，不断探寻绿色金融的政策和管理办法，新建了多个绿色金融研究平台（包括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展开的政策讨论），其中一些研究平台由中国环境保护部（包括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帮助下成立的特别小组）负责。
此外，在多所一流大学中成立了多个中心，包括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和经济研究所气候和能源金融研究中心，以及最新成立的、即将在人民大学启动的生态文明金融中心。
任何一个气候协议若想实现真正运转，就需要一个反应灵活的金融体系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中国正在思考对策；国际社会也逐渐认识到，将金融体系和环境问题紧密结合，不但能够改善环境问题，还能有效提高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为经济健康、长远发展提供支持。
但解决气候问题还存在一个重要症结，那就是资金。根据国际协商，发达国家出于历史责任应该承担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所需资金。根据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不迟于2020年，全球每年应拿出1000亿美元用于治理气候变化。但自协议签订，各国就对这项内容争论不休。发展中国家呼吁发达国家从公共资金中抽出一部分实现该目标。而发达国家则希望从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共同筹资，并且希望较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也能出资；并强调与气候相关的投资能给双方带来就业增加、健康改善和城市环境提高等益处。
资金的确是达成并按照科学预测的时间和范围实现协议的基础。毫无疑问，富裕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费用，尤其是在支持贫穷国家（比如一些小岛国）适应气候变化上。而以美国在澳大利亚20国峰会上做出的25亿美元承诺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绿色气候基金的承诺，则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
实际上，1000亿美元的目标不过是一种安慰。首先，这个目标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它大是因为经合组织成员国面临经济紧缩的压力，正在艰难应对国债和缓慢的经济增长。说它小是因为，全球每年需要5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体经济稳健发展、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目标并推动全球向低碳方向转变并适应气候变化。
其次，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是全球经济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一部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融资政府间专家委员会指出，为实现2015年后的发展目标，各国必须为基建、医疗、教育、能源使用、性别平等，以及生物多样性和缓解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共财产提供充足资金。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的估计，发展中国家每年在这些领域的投资缺口达2.5万亿美元，中小企业信贷缺口达2.5万亿美元，全球范围内达3.5万亿美元。而中小企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也是主要的就业提供者。
再次，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都来自本国，不论是私营部门还是公共领域。南非能够成功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要多亏国内的经济支持，国内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了80% 以上的资金，国内能源消费者则负担了可再生能源的补贴金。非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清洁能源投资从2004年的49亿美元猛增到2012年的726亿美元，占全球总额近一半；中国的表现尤为突出，自2004年以来共投入 2330亿美元。其他较小的、贫穷发展中国家则主要依赖外部资金，包括受优惠政策吸引的投资和私人投资；即使在这些国家，发展中国家间的南南合作成了获得资金的重要渠道。
为可持续发展各领域提供资金不仅需要政治承诺，还需要有将宏观金融体系（资本市场、银行和保险机构）与社会和环境风险和机遇结合起来的决心。当今金融体系并未实现这一点。虽然早有警告表明自然资源投资和碳密集型投资的价值会因技术、政策、灾害性天气事件和公民的选择而降低，但这些投资依然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在过去两年，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总体碳排放强度增长了37%。清洁能源投资虽然在过去十年有所增长，但到目前为止，全球每年只有0.01%的投资专用于绿色基建。今年绿色债券发行额达到400亿美元，可谓前所未有，但评级机构才刚刚开始考虑气候问题给国家主权和企业债务带来的风险。
中国的机遇
中国正在成形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为自身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能够及早将气候和更广泛的环境问题纳入到金融政策、规定和标准中，而不用像经合组织成员国那样在很久之后才重新将这些问题纳入到金融框架中。中国人民银行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体系设计研究项目”（以下简称“联合国研究项目”）一道，建立了绿色金融工作小组，这是一个为期2年的国际项目，旨在探究如何将金融体系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工作小组的成员包括政府各部委、金融监管单位、金融机构、证券交易所和研究机构；工作小组将于11月18日在人民大学召开高层研讨会，讨论在过去几个月中探索出的一系列行动建议。建议包括将信用评级与环境风险相结合，发行绿色证券，引入环境指标，在资本市场中引入相关标准和公开资料的规定，以及进一步开发由银监会制定的绿色信用准则。
联合国研究项目为工作小组提供了充足的国际信息，与小组共同分享孟加拉国、巴西、欧洲国家、南非和美国等的先进经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展开了类似进程。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正在严格评估保险业中与环境相关的风险；孟加拉国中央银行以优惠利率为市场提供绿色再融资；南非的养老保险法鼓励受托人考虑投资中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标准普尔评级机构已着手将环境风险纳入主权信用评级中；国际上正在计划为企业的“综合报告”建立标准。
中国央行和联合国研究项目联合制定的这项计划是中国众多绿色金融计划中的一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在过去的两年里，与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和联合国研究项目携手合作，不断探寻绿色金融的政策和管理办法，新建了多个绿色金融研究平台（包括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展开的政策讨论），其中一些研究平台由中国环境保护部（包括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帮助下成立的特别小组）负责。
此外，在多所一流大学中成立了多个中心，包括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和经济研究所气候和能源金融研究中心，以及最新成立的、即将在人民大学启动的生态文明金融中心。
任何一个气候协议若想实现真正运转，就需要一个反应灵活的金融体系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中国正在思考对策；国际社会也逐渐认识到，将金融体系和环境问题紧密结合，不但能够改善环境问题，还能有效提高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为经济健康、长远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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